一、提案機關：臺灣臺北地方法院

二、法律問題：

甲為業者，但非屬經主管機關許可依銀行法辦理設立登記之銀行。Ａ等公司向位於國外之Ｂ等公司進貨，甲經常性地在我國境內向Ａ等公司收取新臺幣後，依Ａ等公司之指示，由甲在國外之分支機構將外幣交給Ｂ等公司（假設本案非電子支付及外籍移工國外小額匯兌）。Ａ等公司與Ｂ等公司之間有實質交易，則甲之行為是否構成銀行法第29條、第125條第1項之非法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罪？

三、討論意見：

甲說：否定說。

㈠銀行法對於非法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（簡稱「地下匯兌」或「地下通匯」）僅於本法第29條第1項規定非銀行不得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，如有違反則依同法第125條規定論以刑責。惟對於何謂「匯兌業務」則並無明文定義，主要係依循財政部民國85年9月4日台融局㈠字第85249505號函認「行為人不經由現金之輸送，而藉與在他地之分支機構或特定人間之資金清算，經常為其客戶辦理異地間款項之收付，以清理客戶與第三人間債權債務關係或完成資金轉移之行為」為解釋。然隨著網際網路及資訊通訊技術崛起，面臨數位時代及電子商務帶來之無限商機，無論企業主或消費者在追求更迅速、更便利之生活時，傳統之現金交易顯已無法滿足需求。各種創新之支付方式因應而生，使支付程序化繁為簡，從早期實體之郵局劃撥、匯款、自動櫃員機轉帳、超商代收、線上刷卡，進化到現代虛擬之電子式儲值預付、第三方支付系統等，而上述各種新、舊之支付方式，其共通點均非透過現金輸送為媒介獲取商品、服務或清償債權債務關係。時至今日，由於各種電子商務盛行，結合交易之「商流」、配送之「物流」及支付之「金流」等流通系統，統括從訂購、支付、驗貨、運輸至完成交貨等「一條鞭」服務，不僅節省交易成本，並能提升時效性及擴展商機，創造企業主與消費者雙贏之局面。倘若仍堅守前揭財政部對於「匯兌業務」之陳舊解釋，認上述流通系統只要其中1個環節係透過中介者以非現金之輸送而完成異地間之資金移轉，即概論屬銀行法禁止匯兌業務之範疇，自與現實脫節，有再檢討之必要。

㈡衡諸銀行法最初所以禁絕地下匯兌之背景，無非係為防止非法資金經由洗錢方式以地下通匯移出境外，因而規避賦稅、隱匿資產，甚而因此資助恐怖組織或敵對勢力，且因匿名追查不易，不但嚴重影響金融秩序，更直接損害國家財政、稅收及安全。但鑑於相關之金融、外匯、洗錢、消費者保護、實名制、電子支付及國家安全等防範機制已逐漸建立完備，政府並積極與國際上各種打擊金融犯罪、洗錢或反恐等組織合作，且以制定國內法方式與相關國際公約相互接軌，已能有效控管異地間資金移轉之風險，實無再對「匯兌行為」採取以往最廣義之定義，宜為適度調整。

㈢況依新修正之「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」為例，其第4條第1項即規定電子支付機構可經營包括代理收付實質交易款項（下稱代理收付）、收受儲值款項、辦理國內外小額匯兌及辦理與前3款業務有關之買賣外國貨幣及大陸地區、香港或澳門發行之貨幣（以下合稱外幣）等業務。而其中第3條第6款及第8款更對「代理收付」定義指接受付款方基於實質交易所移轉之款項，並經一定條件成就、一定期間屆至或付款方指示後，將該實質交易之款項移轉予收款方之業務；另就「辦理國內外小額匯兌」定義指依付款方非基於實質交易之支付指示，利用電子支付帳戶或儲值卡進行一定金額以下款項移轉之業務。已然對於何謂「代理收付」及「匯兌業務」等基本概念，以是否係「基於實質交易」作出區別（另110年6月30日公布，同年7月1日施行之「外籍移工國外小額匯兌業務管理辦法」第3條第1項第2款亦有相同定義）。換言之，所稱之「代理收付」，原則上係指有特定之交易目的，須基於一定之原因事實而發動，即買賣雙方係以實際商品或服務為交易基礎，由中介者本此基礎而為代收轉付之資金移轉，以與所謂「匯兌」行為，基本上係不問原因事實，具無因性為區別。準此，與電子支付上開概念相同之銀行法，本就「代理收付」及「國內外匯兌」，設定為不同業務（參見銀行法第3條第10款、第14款），且「代理收付」亦非專屬銀行經營之業務（參照銀行法第29條第1項），非銀行業者亦可提供代理收付之服務，不受銀行法第125條處罰，而應屬一般商業交易支付形態，回歸由經濟部依現有之機制管理即可（參見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於104年2月4日制定公布時之第3條立法理由㈡及㈢之說明）。銀行法對於何謂「匯兌業務」既無同法第29條因實例的累積，衍生「視為收受存款」之相類定義，顯然對於相對單純何為「代理收付」或「匯兌業務」，應得區別，自得以前開關於電子支付之區分做為借鏡及基礎，不能一有代理收付行為即認屬銀行法或其他相關法律之匯兌行為，否則即有不當擴張銀行專屬業務範疇之嫌，影響非銀行業者之權益甚鉅。則關於「匯兌業務」及「代理收付」之概念相關法律既已明確定義，適用於銀行法時，自應與時俱進，若再以財政部前揭過時函釋內容判定行為人是否經營匯兌業務，未免失之過寬，動輒得咎，與刑法上之罪刑法定及謙抑原則自相違背，不得不慎（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327號判決意旨參照）。

乙說：肯定說

㈠銀行法第29條第1項所指「國內外匯兌業務」既包含為客戶辦理異地間款項之收付，以清理客戶與第三人間債權債務關係之型態，自包含以實際商品或服務為交易基礎，具一定原因事實之情形，非謂所有具實際交易基礎之資金移轉行為，均非屬銀行法所定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之行為，代理收付業務與國內外匯兌業務並非互斥，除符合銀行法第29條第1項所謂「除法律另有規定」而得辦理該等業務外，若有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之行為，自仍應受該條項規定之限制，非銀行不得為之（臺灣高等法院111年度金上更一字第3號判決意旨參照）。

㈡金融監理有其地域性，一旦資金跨越國境，對於該等資金的來源及去向調查上也將更為困難，所以無論是從洗錢防制或是金融監理的角度，將跨境的代理收付行為納入特許項目，並針對未經特許者科以刑罰，自有其論理基礎（莊佳瑋，〈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327號判決簡評—銀行法匯兌行為的現代詮釋〉，《法務通訊》，第3142期，第5版）。匯兌的本質即在於異地之資金收付，具有此等特性者，即應屬銀行法所規範之「國內外匯兌」行為，與客戶、第三人間是否有以實質交易為基礎無關。

㈢銀行法上所謂「匯兌業務」，係指行為人不經由現金之輸送，而藉與在他地之分支機構或特定人間之資金清算，為其客戶辦理異地間款項之收付，以清理客戶與第三人間債權債務關係或完成資金轉移之行為。如行為人接受客戶匯入之款項，已在他地完成資金之轉移或債權債務之清理者，即與非法辦理匯兌業務行為之構成要件相當。固不論客戶所存、領之資金性質為何，亦不以一般銀行已能合法辦理該類資金款項之匯兌，或行為人已賺取其間之匯兌差價為成立要件（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7380號、95年度台上字第5910號判決意旨參照）。依最高法院向來對「地下匯兌」之定義，未區分客戶與第三人間款項之收付是否以實質交易為基礎，故本案應構成構成銀行法第29條、第125條第1項之非法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罪。

㈣從保護法益的觀點，非法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罪，所欲避免的可能是客戶把資金放在未經許可的業者手上，所可能造成的風險。銀行受到高度監管，資金在銀行手上，客戶比較有保障；反之，未經許可的地下匯兌業者沒有受到監管，資金放在他們手上，客戶會承受比較高的風險（像是資金被私吞）。其次，銀行有洗錢防制的要求，錢在銀行體系裡流動，會留下交易軌跡，地下匯兌業者沒有，容易造成金流的不透明。只要錢在地下匯兌業者手上，就會有上面兩個問題，此與「客戶與第三人間有沒有實質交易」無關，故即使客戶與第三人間有實質交易，也必須由銀行來做匯兌行為。

㈤否定說雖認為：「相關之金融、外匯、洗錢、消費者保護、實名制、電子支付及國家安全等防範機制已逐漸建立完備，政府並積極與國際上各種打擊金融犯罪、洗錢或反恐等組織合作，且以制定國內法方式與相關國際公約相互接軌，已能有效控管異地間資金移轉之風險。」但地下匯兌業者通常不會做上開防範機制，故實際上風險仍繼續存在。

初步研討結果：採乙說。

四、審查意見：

採乙說（實到：20人、甲說：4票、乙說：15票），補充理由如下：

㈠本問題爭點在於，在我國之Ａ等公司與在國外之Ｂ等公司間因實質交易產生之金錢收付關係，由甲在國內向Ａ等公司收受新臺幣款項後，在國外給付外幣給Ｂ等公司，甲所為是否屬於代理收付，而非銀行法之匯兌業務？就此，甲說（否定說）所援引之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327號判決見解，後經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740號判決補充：「上訴意旨雖引據本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327號刑事判決，辯稱其等行為係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第4條第1項第1款所定『代理收付』行為，並非銀行法第125條規定之『匯兌業務』等語。然本院前開判決旨在說明結合電子商務『商流』、『物流』及『金流』附隨衍生之代為支付貨款行為，與銀行法第29條第1項所稱『匯兌業務』之區別，且其個案事實涉及電子支付型態、聘僱外國人工作等情形，此與本案具體犯罪事實顯不相同，自不得執本院前開刑事判決任意比附援引」等旨，說明該判決所指個案事實乃涉及電子支付型態、聘僱外國人工作等情形。

㈡電子支付業務：所謂電子支付業務，其項目包括：一、代理收付實質交易款項。二、收受儲值款項。三、辦理國內外小額匯兌。四、辦理與前三款業務有關之買賣外國貨幣及大陸地區、香港或澳門發行之貨幣（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第4條第1項參照）。上開業務，應依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之規定，先成立電子支付機構，並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該條例主管機關許可，始得辦理。解釋上，倘非依該條例辦理國內外代理收付之匯兌業務，即無從主張適用該條例之規定阻卻違法。

㈢外籍移工國外小額匯兌業務：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第4條第4項規定：「非電子支付機構得經主管機關許可，經營從事就業服務法第46條第1項第8款至第11款所定工作之外國人國外小額匯兌及有關之買賣外幣業務。」依該項授權訂定之外籍移工國外小額匯兌業務管理辦法第4條第1項規定，外籍移工國外小額匯兌業務之管理，應依該辦法之規定，該辦法未規定而涉及外匯部分依中央銀行之相關規定辦理。所稱外籍移工國外小額匯兌業務，係指依外籍移工非基於實質交易之支付指示，以電匯方式將一定金額以下之工資款項，匯出至該外籍移工母國之匯兌及其有關之買賣外幣業務(該辦法第3條第1項第2款參照)。且依該辦法第7條規定，非銀行及非電子支付機構申請經營外籍移工國外小額匯兌業務，應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。可見，經營外籍移工國外小額匯兌業務為特許行業，所得辦理匯兌之對象，為就業服務法第46條第1項第8款至第11款所定工作之外國人；匯兌之客體，為一定金額以下之工資款項；匯兌之地點，為該外籍移工母國。解釋上，僅符合該辦法所定情形，始得在我國辦理外籍移工國外小額匯兌業務，否則自不得主張阻卻違法。

㈣依本題旨，甲為Ａ等公司與Ｂ等公司間辦理之國內外收付業務，性質上屬於我國與外國之匯兌業務，本題旨已說明並非電子支付及外籍移工國外小額匯兌之情形，自與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740號判決所補充解釋之111年度台上字第1327號判決之情形有別，既無阻卻違法之事由，自應論以非法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罪。

五、研討結果：

本題經提案機關撤回。

六、相關法條：

銀行法第29條、第125條。

七、參考資料：

資料1（甲說）

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327號判決要旨：

銀行法對於非法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（簡稱「地下匯兌」或「地下通匯」）僅於本法第29條第1項規定非銀行不得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，如有違反則依同法第125條規定論以刑責。惟對於何謂「匯兌業務」則並無明文定義，主要係依循財政部民國85年9月4日台融局㈠字第85249505號函認「行為人不經由現金之輸送，而藉與在他地之分支機構或特定人間之資金清算，經常為其客戶辦理異地間款項之收付，以清理客戶與第三人間債權債務關係或完成資金轉移之行為」為解釋。然隨著網際網路及資訊通訊技術崛起，面臨數位時代及電子商務帶來之無限商機，無論企業主或消費者在追求更迅速、更便利之生活時，傳統之現金交易顯已無法滿足需求。各種創新之支付方式因應而生，使支付程序化繁為簡，從早期實體之郵局劃撥、匯款、自動櫃員機轉帳、超商代收、線上刷卡，進化到現代虛擬之電子式儲值預付、第三方支付系統等，而上述各種新、舊之支付方式，其共通點均非透過現金輸送為媒介獲取商品、服務或清償債權債務關係。時至今日，由於各種電子商務盛行，結合交易之「商流」、配送之「物流」及支付之「金流」等流通系統，統括從訂購、支付、驗貨、運輸至完成交貨等「一條鞭」服務，不僅節省交易成本，並能提升時效性及擴展商機，創造企業主與消費者雙贏之局面。倘若仍堅守前揭財政部對於「匯兌業務」之陳舊解釋，認上述流通系統只要其中1個環節係透過中介者以非現金之輸送而完成異地間之資金移轉，即概論屬銀行法禁止匯兌業務之範疇，自與現實脫節，有再檢討之必要。衡諸銀行法最初所以禁絕地下匯兌之背景，無非係為防止非法資金經由洗錢方式以地下通匯移出境外，因而規避賦稅、隱匿資產，甚而因此資助恐怖組織或敵對勢力，且因匿名追查不易，不但嚴重影響金融秩序，更直接損害國家財政、稅收及安全。但鑑於相關之金融、外匯、洗錢、消費者保護、實名制、電子支付及國家安全等防範機制已逐漸建立完備，政府並積極與國際上各種打擊金融犯罪、洗錢或反恐等組織合作，且以制定國內法方式與相關國際公約相互接軌，已能有效控管異地間資金移轉之風險，實無再對「匯兌行為」採取以往最廣義之定義，宜為適度調整。況依新修正之「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」（104年2月4日制定公布，同年5月3日施行，於109 年12月25日全文修正，110年1月27日公布，同年7月1日施行）為例，其第4條第1項即規定電子支付機構可經營包括代理收付實質交易款項（下稱代理收付）、收受儲值款項、辦理國內外小額匯兌及辦理與前3款業務有關之買賣外國貨幣及大陸地區、香港或澳門發行之貨幣（以下合稱外幣）等業務。而其中第3條第6款及第8款更對「代理收付」定義指接受付款方基於實質交易所移轉之款項，並經一定條件成就、一定期間屆至或付款方指示後，將該實質交易之款項移轉予收款方之業務；另就「辦理國內外小額匯兌」定義指依付款方非基於實質交易之支付指示，利用電子支付帳戶或儲值卡進行一定金額以下款項移轉之業務。已然對於何謂「代理收付」及「匯兌業務」等基本概念，以是否係「基於實質交易」作出區別（另110年6月30日公布，同年7月1日施行之「外籍移工國外小額匯兌業務管理辦法」第3條第1項第2款亦有相同定義）。換言之，所稱之「代理收付」，原則上係指有特定之交易目的，須基於一定之原因事實而發動，即買賣雙方係以實際商品或服務為交易基礎，由中介者本此基礎而為代收轉付之資金移轉，以與所謂「匯兌」行為，基本上係不問原因事實，具無因性為區別。準此，與電子支付上開概念相同之銀行法，本就「代理收付」及「國內外匯兌」，設定為不同業務（參見銀行法第3條第10款、第14款），且「代理收付」亦非專屬銀行經營之業務（參照銀行法第29條第1項），非銀行業者亦可提供代理收付之服務，不受銀行法第125條處罰，而應屬一般商業交易支付形態，回歸由經濟部依現有之機制管理即可（參見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於104年2月4日制定公布時之第3條立法理由㈡及㈢之說明）。銀行法對於何謂「匯兌業務」既無同法第29條因實例的累積，衍生「視為收受存款」之相類定義，顯然對於相對單純何為「代理收付」或「匯兌業務」，應得區別，自得以前開關於電子支付之區分做為借鏡及基礎，不能一有代理收付行為即認屬銀行法或其他相關法律之匯兌行為，否則即有不當擴張銀行專屬業務範疇之嫌，影響非銀行業者之權益甚鉅。則關於「匯兌業務」及「代理收付」之概念相關法律既已明確定義，適用於銀行法時，自應與時俱進，若再以財政部前揭過時函釋內容判定行為人是否經營匯兌業務，未免失之過寬，動輒得咎，與刑法上之罪刑法定及謙抑原則自相違背，不得不慎。

資料2（乙說）

臺灣高等法院111年度金上更一字第3號判決要旨：

銀行法第29條第1項所指「國內外匯兌業務」既包含為客戶辦理異地間款項之收付，以清理客戶與第三人間債權債務關係之型態，自包含以實際商品或服務為交易基礎，具一定原因事實之情形，非謂所有具實際交易基礎之資金移轉行為，均非屬銀行法所定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之行為，代理收付業務與國內外匯兌業務並非互斥，除符合銀行法第29條第1項所謂「除法律另有規定」而得辦理該等業務外，若有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之行為，自仍應受該條項規定之限制，非銀行不得為之。

資料3（乙說）

莊佳瑋，〈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327號判決簡評—銀行法匯兌行為的現代詮釋〉，《法務通訊》，第3142期，第5版：

金融監理有其地域性，一旦資金跨越國境，對於該等資金的來源及去向調查上也將更為困難，所以無論是從洗錢防制或是金融監理的角度，將跨境的代理收付行為納入特許項目，並針對未經特許者科以刑罰，自有其論理基礎。

資料4（乙說）

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7380號判決要旨：

銀行法上所謂「匯兌業務」，係指行為人不經由現金之輸送，而藉與在他地之分支機構或特定人間之資金清算，為其客戶辦理異地間款項之收付，以清理客戶與第三人間債權債務關係或完成資金轉移之行為。如行為人接受客戶匯入之款項，已在他地完成資金之轉移或債權債務之清理者，即與非法辦理匯兌業務行為之構成要件相當，不以詳列各筆匯入款於何時、何地由何人以何方式兌領為必要。

資料5（乙說)

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5910號判決要旨：

「國內外匯兌」則係謂銀行利用與國內異地或國際間同業相互劃撥款項之方式，如電匯、信匯、票匯等，以便利顧客國內異地或國際間交付款項之行為，代替現金輸送，了結國際間財政上、金融上及商務上所發生之債權債務，收取匯費，並可得無息資金運用之一種銀行業務而言。是凡從事異地間寄款、領款之行為，無論是否賺有匯差，亦不論於國內或國外為此行為，均符合銀行法該條項「匯兌業務」之規定。

資料6

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740號判決要旨：

按銀行法第29條第1項所稱「匯兌業務」，係指行為人不經由現金之輸送，藉與在他地之分支機構或特定人間之資金清算，經常為其客戶辦理異地間款項之收付，以清理客戶與第三人間債權債務關係或完成資金轉移之行為。如行為人接受客戶匯入之款項，已在他地完成資金之轉移或債權債務之清理者，即與非法辦理匯兌業務行為之構成要件相當，不以詳列各筆匯入款於何時、何地、由何人、以何方式兌領為必要，尤其於被告堅詞否認犯罪，拒絕全盤供出詳細犯罪情節時，法院自無從窺知犯罪全貌。是凡從事異地間寄款、領款之行為，無論果否賺有匯差，亦不論於國內或國外為此行為，均屬符合銀行法第29條第1項「匯兌業務」之要件，且於收受委託辦理匯兌客戶款項時，即認已著手實行非法匯兌業務犯罪。……上訴人等上訴意旨雖引據本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327號刑事判決，辯稱其等行為係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第4條第1項第1款所定「代理收付」行為，並非銀行法第125條規定之「匯兌業務」等語。然本院前開判決旨在說明結合電子商務「商流」、「物流」及「金流」附隨衍生之代為支付貨款行為，與銀行法第29條第1項所稱「匯兌業務」之區別，且其個案事實涉及電子支付型態、聘僱外國人工作等情形，此與本案具體犯罪事實顯不相同，自不得執本院前開刑事判決任意比附援引。

• 發布日期:114-03-05
• 更新日期:114-03-06
• 發布單位:臺灣高等法院文書科